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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应有的担当与追求

（ 2014年10月28日 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练玉春）

    43岁的加帕尔·托合提玉素甫在整个交谈过程中都动人地轻轻笑着。红润的圆面颊、早起的皱纹、淡绿色的眼眸、浅浅的胡子茬、南疆地区典型的维吾尔族小花帽，做农活时蹭上的土灰，还挂在浅灰色的外套和深蓝的长裤上，一位老实本分、憨厚知足的农民。

    含着那种动人的轻轻地笑，他快速而低声地说着让他欣慰的事情：16岁的儿子阿卜杜·卡迪尔加帕尔在和田地区洛浦县中等职业学校厨师专业学习。国家不收学费、住宿费、课本费，还发放补助。此外，县政府还每月补贴350元的伙食费。上学三年，一分钱不用花，还能学一门实在的技术。想着儿子以后比自己更有出息，加帕尔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要谢谢政府，谢谢学校，谢谢农职院的老师们！”

“职业院校要有担当和追求”

     加帕尔·托合提玉素甫所感谢的农职院，是1200多公里之外的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所相距如此遥远的高职院校，是如何让加帕尔这样普通朴实的南疆农民心生感激的呢？

    2014年初，由北京援建的洛浦县职业高中即将落成，但是当地苦于缺乏合适的职教师资、管理和理念，求援信息传达到了自治区人社厅，人社厅想到了新疆农职院党委书记李玉鸿。

     怎样帮助南疆的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李玉鸿和院长王毅也一直在思考：新疆农职院目前在校生1万多人，教职工只有480人，管理力量和师资力量都非常紧张，如何腾出手来再支持远在南疆的中职呢？

     当年初，新疆农职院院长王毅，作为自治区农业厅到喀什地区疏附县住村组组长来到南疆，他深知职业教育是南疆发展的重要支撑。住村期间，住村工作组已经开始为当地提供技术培训和项目引进，但是仍然深感当地确实缺乏体系化的、针对性的职业教育。

     在2014年初，国务院职教工作会议召开、相关决议和规划出台、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召开、自治区党委提出将职业教育作为南疆重点工作突破口之一……

     “干！咱们托管县中职学校！高职干到这个份儿上了，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南疆孩子们的未来，我们应该有这个担当和追求！”李玉鸿和王毅终于下了决心。

     原本只是计划托管和田地区的洛浦县职业高中，王毅住村所在的喀什地区疏附县不干了——地委常委、县委书记朱雪冰半开玩笑地对前来请假前往洛浦的王毅说：“不行！你是在疏附住村的领导干部！好事不能让外县独占！疏附职业高中，你们也得管！”

    这一下，托管一所中职变成了托管两所。所需赴南疆担任中职校长、副校长的干部也由3人变成了6人。

     老师们会愿意吗？

     消息在学院一发布，让书记和院长感动的一幕发生了：全校教职工同声支持，20多位有经验的优秀中层干部主动报名要前往南疆！

     “我们学院的干部好啊！昌吉是全疆有名的好地方，很多人抢着来呢！南疆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艰苦得多，那可不是享福。”

    8月26日、28日，与疏附县和洛浦县的6年托管协议签订。经过正规程序的竞聘和考察，卡哈尔、多力坤、庄道坤、徐晓伟、刘新胜、艾力江·买买提，这6位年富力强的新疆农职院的院系干部奔赴南疆，分别担任和田疏附县和喀什洛浦县中等职业学校的校长、副校长。

    托管正式开始。

    改变开始出现。

“这，就是希望！”

     感受到这个改变的，就有吾布力·斯拉吉，已经退休3年的洛浦县职业高中的老校长。

     “我们新的学校建起来了，援建的北京同志把学校修得真漂亮！现在，新疆农职院的老师们又来支援我们，学校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吾布力相信来自著名高职院校的直接管理和支援，会让学校面貌一新：“农职院办学力量比我们强得多，专业老师、管理老师，都更加有经验。而且，他们还给学校带来了更多的与专业企业合作的资源。孩子们能学到真本事，也能找到好工作。”

     的确，洛浦县和疏附县中等职业学校已经落成和规划中的新校园，具备了北京中职学校都少有的校园硬件条件，而与新疆农职院的合作，更增加了这两所学校的吸引力。

    在与两地县政府签订的协议中，农职院承诺建成重点专业、精品课程、培养管理和师资队伍、促进学生90%以上的就业，部分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后，还可以到农职院深造上大学。而当地县政府承诺：落实财政投入，托底保障未进入普通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全部进入中职学校接受职业教育；除国家助学金和自治区“三免一补”外，县级财政资助每位学生每月350元生活费，统筹县内企业优先招用中职毕业生……

     农职院托管两所学校的消息、协议中的优惠条件，在南疆普通维吾尔族群众中迅速传播开来。

     名校、大学、就业、免费、资助，这些词汇在今年新学年开始前，一定是疏附和洛浦的大小村落中被说得最多的词汇。证据就是：9月开学，洛浦招生1050人，疏附招生700人，远远超过往年，改变是巨大的。

    在疏附县职高已经工作20年的胡尔西旦老师也看到了这种改变。

     因为特殊的环境，不同的思想观念和婚姻习惯，当地曾经有男孩子到17、18岁，女孩子到14、15岁就结婚的现象，上学时间短、技能不够，工作不好找，家庭经济困难。加之师资、管理、专业滞后，当地职业学校少人问津，学生流失严重，大部分校舍闲置……

     在她看来，农职院的托管的确带来了改变：“与之前比，农职院来的老师，领导能力、管理素质都强了很多，还有很好的带动能力。管理制度促使每个老师都开始认真干事，也明确了学生的学习和家庭情况。”

     “开学以来，学校突出了专项技能，让孩子们从现场技能学习开始，再结合理论基础课，孩子们就有了兴趣。今年一下招了700人，而且学生愿意学，老师积极教。这，就是希望!”

“托起农牧民孩子的美好明天”

     热那尔姆古丽就想把握住这个希望。这个17岁的维吾尔女孩，是家里三个姐妹中最小的妹妹，也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个：两个姐姐都没有机会继续学习，在家里务农，种小麦、高粱、棉花，而她在农职院托管的疏附县职业学校就读食品加工专业一年级。

     刚学习一个来月，已经会做3种民族糕点的热那尔姆古丽憧憬着毕业以后能开一个小店子：“自己挣钱！我会过得很好的！”

     同样憧憬的还有洛浦县职业学校园林专业一年级的16岁学生阿卜杜·沙拉木：“我家里种植红枣，我现在学的专业可以让我学到真本领，以后帮助家里种更好的果树，我和我家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对于以后，现在的洛浦县职业学校校长、原新疆农职院人文学院党支部书记卡哈尔在抱有美好希望的同时，也显得自信：学校今年招生1050人，稳定率也非常高；新聘用了12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师资力量得到补充；已开展三次全县范围的职业技能培训反响不错；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启动，9个科室和8个教研室调动了教师们的积极性；学生入学教育和军政训练提高了孩子们的纪律意识和行为规范……

     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徐晓伟现在是疏附职业学校校长。第一次走进这个学校，满地的荒草的确让他们心头失落。磨合一周之后，学校的各项工作也走上正轨：全校规模的大家访已经进行了3次，学生报到率很高；开学见习抓住学生兴趣点，连隔壁县一中都有150多个学生来找校长要求转校读中职；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农忙季节放假，得到农牧民家长的拥护：“这样的学校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来南疆不是当官享受来了，是要实实在在为南疆群众做事情。这也是我们个人职业发展和价值的提升。”新疆农职院承认在南疆在实践锻炼了干部，也扩大了影响，有利于巩固生源，但南疆普通农牧民孩子得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才更有意义。

     “目前看，两所学校的工作刚开始，必须一丝不苟，坚持落实。”李玉鸿书记与王毅院长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有多大，也知道自己的学校在新疆乃至全国都走在了职教发展的前面，但是他们没有退缩，因为有一点共识：“办好职业教育，就是农职院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战略担当；托起农牧民孩子的美好明天，就是农职院的价值追求！”

职业教育进入自觉时代

方言

    现在，国家职业教育应该进入自觉的时代了。

    职业教育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很不一样的过程。绝大多数中职和高职，能“挺”到现在，都应该吃过不少的苦头，看过不少的白眼，都有在各级政府、教育部门、财政部门、大小企业、私人资本中间纵横捭阖的经验。

    到现在，职业教育终于在社会舆论、国家战略、企业需求、市场认同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观。尤其因为政策的空前重视，今年的职教氛围有很大不同。一些国家级的示范中职和高职，已经站在了职业教育的最前端，发展态势看好：专业有吸引力、就业有市场、生源有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日子好过了。

     但是日子好过了，更不能掉以轻心：也许以后的日子不会始终一帆风顺。那么，职业教育就必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一句话，中国的职业教育应该要有自觉意识，要主动作为。

     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南疆的努力，就是一种自觉意识的反映——在学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职业院校可以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更主动地拓宽发展空间，更积极地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实现其价值存在。这就是一种教育情怀的自觉，也是一种教育责任的自觉，更是一种教育发展的自觉。

     又岂止是一所新疆农职院。

     放眼国内，不同地方的很多中职学校高职院校，都在筚路蓝缕之后，开始认真反思自己走过的道路，寻找各自发展的前行方向：或者强化服务地方，或者落实校企合作，或者尝试打通中高职通道，或者寻求向上的专业提升。

     一个共同点是：只有那些抱有发展职业教育的自觉意识，只有那些自觉肩头开山劈路的重任，只有那些愿意为职业院校发展燃烧激情的职业教育人和职业院校，才能感受到这种主动作为的澎湃的力量、真实的收获、动人的欣慰。

     时间将证明：中国的职业教育已经开始进入自觉的时代。

     时间将证明：这个时代，自觉者可以大有作为。

 

地方本科转向应用技术型：难点与突破

（ 2014年11月11日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卢彩晨）

    编者按：

    国家既已做出引导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的决策，地方政府和部分本科高校应切实提高和统一认识，积极采取措施，克服种种困难，寻找突破点，这是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和做法。

本科院校，不能再“黑板上种田”

    今年2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明确提出要“引导一批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这意味着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国家决策。

    转型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可以极大地缓解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不仅仅在于可以为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做好技术技能人才储备，还不仅仅在于可以为那些希望继续就读的中专、专科学生，以及需要继续学习的社会成员提供一个通道，更为重要的是，它将逐步改变我国部分地方本科院校长期以来的“黑板上种田”式教学方式，而且可能将彻底改变某些本科高校长期以来存在的教学与实践脱节、校企合作流于形式的不良局面，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尤其是将逐步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学轻术”思想，引导全社会尊重劳动、尊重技术、尊重创造。

困难重重，必须面对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由于许多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并非培养应用技术型人才，其师资配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等与应用技术型高校的要求不十分匹配。因此，转型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而且，有些问题可能是短时期内不容易解决的难题。

困难之一：认识问题

    长期以来，除“985、211高校”以外，我国其他部分地方本科院校没有国家层面的引导性定位，多数地方本科院校将自己定位为学术型、研究型、研究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高校，即使有些学校表面上不说，骨子里也是默认自己为研究型高校，最起码也是教学研究型高校。而在社会大众心目中，研究型或学术型高校代表着“高层次的大学”，也是众多地方本科院校竞相追逐的目标。

     引导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似乎意味着这部分地方本科院校将告别自己内心默认的学术型或研究型，告别社会大众心目中的所谓“高层次”院校。因此，有些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高校对于转型并不十分情愿，担心影响学校发展。认识的不到位以及认识程度的不一致，尤其是某些校长、院长的认识与国家决策的不一致，势必阻碍部分普通高校转型发展。而如果仅仅考虑某个地区或某所院校的小集团利益，也会贻误来之不易的、加快发展应用技术型高等教育的大好时机。

困难之二：课程问题

     部分地方本科院校要实现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要培养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其课程设计，一方面要与专科院校有所区别，否则将导致“专本”难辨；另一方面，大部分课程要与学术型或研究型院校的课程有所区别，否则将与现有地方本科院校无异。根据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经验，在课程设置上，很多课程淡化学科体系，充分体现岗位和职业需求。

    从我国部分地方本科院校现有课程设置状况来看，基本是按照学科逻辑设计的，而不是按照职业或岗位需求的逻辑设计的。因此，部分本科高校要实现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必须在课程设计上有所改变，多数课程应根据行业企业需求、职业和岗位需求来设置。

     然而，众所周知，课程开发并非一日之功。所以，课程设置问题无疑是转型高校必须面对且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

困难之三：师资问题

    无论从欧洲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办学实践来看，还是从我国高职高专院校的办学实践来看，“双师型”师资队伍是办好应用技术型高校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之所以效果好、有名气，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一支素质过硬的“双师型”师资队伍。一方面，其师资队伍中的教授必须具有五年实践工作经验，且必须具有博士学位；另一方面，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兼职教师队伍。

    从我国多数地方本科院校来看，因为其办学定位不在应用，所以，总体而言，“双师型”师资队伍严重不足。尤其是像德国应用技术大学那样，既有博士学位又有五年以上实践工作经历的教师，微乎其微。

    因此，必须加快培养“双师型”师资队伍。通过新进校人员到企业培训、制定有利于吸引企业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到学校任教政策、选派在任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等多种途径，提升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以适应应用技术型高校的人才培养需要。

困难之四：实践问题

    根据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经验，企业是实施校企合作教育教学的主体，政府通过出台减免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参与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确保学生的实习实训，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但是，从我国普通本科院校的实习实训来看，企业参与积极性普遍不高，多数高校的实习实训效果不够理想。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实习实训是非制度性的，仅仅依靠亲戚、同学、朋友关系来维系，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要确保普通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确保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质量，必须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进行顶层制度设计，通过建立企业提供实习实训减免税收制度以及其他相配套制度，用制度保证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改变非制度因素维系校企合作和实习实训的局面，保证学生实习实训质量，进而保证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

困难之五：科研问题

    从理论上讲，应用技术型高校如果不具备科研能力，无异于高职高专院校，或者说与高职高专院校区别不大；如果应用技术型高校具备科研能力，但其科研定位于基础研究，那么，它与以往的研究型大学或学术型大学也不好区分。因此，我们认为，应用性科研是应用技术型高校区别于学术型高校和专科层次院校的基本特征之一。

    资料显示，欧洲应用技术型大学都十分重视科研，尤其是应用性科研。而且，某些应用技术型大学，其科研实力相当雄厚，表现不俗。德国的许多应用技术大学，在科研上有与学术型大学分庭抗礼之势。

    但是，从我国非“985、211高校”来看，其整体科研实力与实效不容乐观。尤其是新建本科院校，整体科研实力与其他本科高校相差甚远。因此，要实现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必须在科研尤其是应用性科研上下功夫。

困难之六：观念问题

    最近几年，一方面，国家积极鼓励发展职业教育；另一方面，随着许多企业出现“用工荒”，以及毕业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许多家长和学生逐渐认识到要学有一技之长。因此，职业教育的地位有所提升。

    但是，总体来看，由于受传统“重学轻术”思想的影响，加之职业类院校毕业生待遇总体不高，尤其是有些工作岗位环境不善，所以，职业教育和职业院校的整体社会地位并不高。由于认可度不高，所以部分家长和学生可能不会选择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应用技术型高校，以至于影响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招生和发展。

    因此，这就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用人单位在招聘毕业生时，在薪酬上，应该根据国家和企业需要，应避免院校身份歧视，这样才能逐渐改变社会各界对这类院校的偏见，才能彻底改变这类院校的“二流院校”形象，吸引更多的学生和家长选择应用技术型高校。

    转型中还存在缺乏办学标准、缺乏分类评价标准，以及可能出现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但这些问题相对于上述问题而言，都是非本质性的问题，也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而上述六个问题，尤其是观念问题，是在短时间内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却是必须极度重视并切实解决的，否则将严重影响和制约转型进程。（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职业教育应统筹发展

（ 2014年10月28日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侯长林 罗静 叶丹）

    我国职业教育从无到有，尤其是近十余年来，从规模到质量都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召开，更是把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提升，最重要的是统筹发展的问题，尤其是职业教育内部各层次之间的统筹发展问题。

   统筹才能促进层次发展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要形成适应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更新职业教育观，现在的职业教育已经不仅仅指中职教育和高职专科教育，还包括应用本科教育，甚至还包括专业硕士教育、专业博士教育。也就是说，今天的高职教育已经不只是特指高职专科教育，它还包括应用本科教育、专业硕士教育和专业博士教育。这就内在地要求我们今天在推进职业教育包括高职教育发展的时候，不能只考虑中职教育和高职专科教育的发展，而应该同时考虑应用本科教育、专业硕士教育和专业博士教育的发展。遗憾的是，当前有的人在讨论职业教育或高职教育的时候，还是持老的过去的职业教育或高职教育观，把应用本科教育、专业硕士教育和专业博士教育排斥在职业教育或高职教育之外。这是不对的。

    过去的职业教育或高职教育比较单一，现在包含的层级多了，内涵丰富了，要想使职业教育各层次之间，即中职教育与高职专科教育之间、高职专科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之间、应用本科教育与专业硕士教育和专业博士教育之间，能够相互衔接、协调发展，就必须进行统筹规划，否则，各发展各的，职业教育类型中各层次人才培养就会错位，无法衔接，中职-高职-本科的“立交桥”就难以建立。既然职业教育已经是一种类型，就应该有作为一种类型的基本要求和规范。在这种要求和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或正在建立的时期，统筹就显得更为重要。

    职业教育如何加强统筹

     第一，要统筹发展规划。

    我们对中职教育与高职专科教育的发展缺乏统一规划，有的地方高职专科教育做得比较大，一个省已经有七八十所高职院校了，而中职教育则严重萎缩，有的省正好相反，高职院校才十几二十所，中职则有几百所。中职教育与高职专科教育发展规模明显失调。现在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进入职业教育“领地”，还需要解决好应用本科教育与高职专科教育和中职教育的协调发展问题。因此，既要统筹中职教育与高职专科教育的发展，也要统筹高职专科教育与应用本科教育的发展。这些都需要统一规划。在职业教育的统筹规划中，各级政府应发挥主要作用，承担起“掌舵者”的角色, 把职业教育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

    第二，要统筹人才培养。

    职业教育各层级之间人才培养的规格需要政府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研究，划定边界。目前，中职教育和高职专科教育之间人才培养的规格，就存在边界不清的问题。现在职业教育层级增加了，更需要统一划清人才培养的边界，尤其是应用本科和高职专科人才培养的生态位问题。要理清人才培养的生态位问题，就得理清其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的生态位问题。否则，高职专科的课程内容就有可能抢占应用本科的课程内容，应用本科也有可能挤占高职专科的课程内容。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不统筹是不行的。

    第三，要统筹资源配置。

    国家和省市的资源都是有限的，要把有限的资源合理地进行配置，就需要统筹。我国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保障机制还很不健全。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提出要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进行资金引导。但是目前职业教育管理部门基本上还是沿袭过去的模式，在配置职业教育资源的时候，比如经费的投入，只考虑中职教育和高职专科教育，而没有考虑应用本科教育，更没有考虑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教育。当然还不仅仅是经费投入问题，比如校区设施建设问题、师资队伍建设问题、企业合作问题等资源的整合，都需要统筹。

    第四，要统筹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评价体系不健全，基本上只是职业教育各层级自身在自发地拟定一些内部管理标准或评价体系，没有考虑职业教育不同层级之间评价体系如何衔接的问题。评价体系，是一个风向标，它将引导职业教育各层级之间走向统一、走向协调。所以，应该尽快建立健全相应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要建立健全相应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就需要统筹，没有统筹，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是难以建立的。

    此外，还有统筹政策和法规的统筹等。

    总之，职业教育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只靠职业教育各层级自身唱独角戏难以搞好,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各部门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各级领导的重视，政府的统筹，才能使职业教育各层级之间能够相互衔接、协调发展。

 

中职教育的中国路径

（ 2014年10月14日来源：《 光明日报 》作者：刘明兴 田志磊 王蓉）

    编者按

    我国中职教育发展与改革面临很多问题，对此不能否认、忽视甚至掩饰。系统分析这些问题，确定职业教育的参与者，分析其各自利益和角色，并据此构建相应的激励制度体系，才可能探索中职教育发展的中国模式。

    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当前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但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其中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并不是我国所独有。

    国际职教模式与中国特点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说，世界上存在着四种典型的技能形成系统模式，职业教育学校的存在与否及其发挥的作用在不同的模式中存在差异。

    第一种模式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系统，政府责任小、企业参与少，职业教育相对普通教育比较弱甚至附庸于普通教育。

    第二种模式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分割主义系统。其特点是企业参与程度较高、政府责任小。相当高比例的青年人在离开普通教育系统后进入大公司的内部劳动力市场，随后接受一系列密集的技能培训。

    第三种模式是瑞典或法国的中央集权主义模式。其特点是企业参与程度低而政府责任高。为了促进低学历的青年人融入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公共政策制定者致力于支持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学术性高等教育的可行替代品。在瑞典，职业教育培训完全整合入普通教育系统，这个系统允许和鼓励具有职业教育文凭者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第四种模式就是德国的集体主义模式。它的特点是公司对培训的高度参与和国家对支持职业培训的高度承诺融合在一起。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公司承担了相当可观的职前教育培训成本，企业雇主协会和工会在集体培训系统的管理和改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众所周知，这种模式最重要的特点是职业教育和培训不只发生在学校，也在公司中进行。

    从比较的角度看，我国正在发生的职业教育变革是十分有趣的观察对象。

    第一，从政策层面来讲，当前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整合中高职、力图以应用型大学作为职业教育体系的顶端等政策具有明显的以教育行政系统为主导、以加强政府负责为基础的倾向。

    第二，在大量享有稳定的市场地位、员工流动性较低、资金较为充裕的大企业，其中往往有十分完善和发达的企业内部培训系统，有着浓厚的“分割主义模式”的痕迹。而在人员流动性较高、个人技能投资回报较高的行业，从业者往往通过正规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培训机构获取个人技能提高的机会，例如IT培训公司、厨师培训学校、美容美发培训机构。

    第三，在关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想愿景的话语体系中，对于“集体主义”模式的尊崇却又占据了主导地位。

    中职教育的挑战与现实

    上述四种模式并存的既成格局可能具有一定的惯性，也就是在短时间内解决当前我国的中职教育发展中的几个突出矛盾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1）单个企业职业教育投入的外部性与企业集体行动的组织与机制发育不良。企业投入职教的典型成功案例就是德国的双元制模式。但是，当前我国行业协会的发育不良，使得企业投入积极性不足的问题难以解决。

   （2）中央政府与教育行政系统的压力和地方政府及其他重要行动者的意愿不协调。中央政府制定的目标，从全国来看是恰当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却不一定与地方政府的意愿相一致。单纯依靠中央的行政压力以及中央财政的资金诱导依然无法充分调动地方财政的积极性。

   （3）职业教育办学成本要明显高于普通教育。然而，地方政府投入职业教育能力和动力是不强的。当本地产业就业岗位和学生需求不一致、中职学生流向外地就业时，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投入往往是不足的。

   （4）另外，教育行政系统主导的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举措是否能够获得其他重要参与者的积极配合与支持是个关键的问题，这也决定了这些举措的最终有效性。

    我们已经可以观察到，在教育体系内，对于财政资金采取的行政化分配方式与产业升级的市场化导向是存在矛盾的。学校的行政级别越高、行政隶属关系越靠近体制内、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得到财政资金的支持。

    在强调产出因素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全球职业教育财政研究领域的普遍认识时候，我国的财政资金分配方式，仍然缺乏基于市场视角的驱动力。

   我国中职教育的努力方向

    第一，形成企业对于职业教育的投入机制是改革的重点。

    当地方政府职业教育供给动力来源于本地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或招商引资的竞争压力时，地方政府会有意愿加大职业教育投入、培养职业技能人才。此时，地方职业教育供给会与产业有着更加密切的联系，对市场需求的反应也更加灵敏。

    针对这个问题，现实中有两种较为典型的对策思路：一是通过专项资金加强示范校建设，学校再利用自身的资源吸引企业的合作。二是由企业直接投资建设实训基地，再通过专项资金奖补进行激励。

    相比之下，通过适度的税收政策来调动地方财政和企业的积极性，例如税收扣减，或许是更加有效的办法，更有可能瞄准现实需求，在短期内推动校企合作的快速发展。一方面，这些政策可能激励企业直接增加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比专项资金奖补的办法更加有效率；另一方面，伴随着校企合作的发展，企业和学校之间具备了集体行动的能力，进而能够倒逼地方财政增加投入。

    第二，更加明确我国技能形成系统的总体框架，具体定位中职学校的功能和作用。

    我们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技能形成系统将是四种模式并存的：（1）在大量享有稳定的市场地位、员工流动性较低、资金较为充裕的大企业，其中往往有十分完善和发达的企业内部培训系统，“分割主义模式”主导。（2）在人员流动性较高、个人技能投资回报较高的服务业，“自由主义”主导，从业者往往可以通过正规教育系统之外的社会培训机构获取个人技能提高的机会。（3）在存在强有力的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域，例如铁路、邮政，有可能存在进一步完善和推行“集体主义”模式的巨大空间。

    从这种角度来看，我国正规教育体系内的职业学校，特别是中职学校，起着不可替代的、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们对接的工作岗位、行业和企业可能就是个人收入较低的岗位、员工流动性较高的行业和产品附加值较低而利润微薄无力进行内部培训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应该切实建立中职学校的经费保障制度，持之以恒地努力改善它们的办学质量，同时切实重视绩效因素在拨款体系中的作用。现有的中职财政拨款机制缺乏基于市场维度的绩效因子。在按照学生人头拨款的激励下，中职学校更多考虑的是学生就读意愿和培养成本，较少考虑市场需求。结果是：市场需求并不紧缺的专业大量招生，市场需求较大的部分专业却缺乏供给。可以考虑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将所有专业根据市场需求分为几类，给予不同的拨款标准，高需求专业和低需求专业适当拉开差距，并根据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定期调整。

    第三，努力建立开放性的职业教育治理框架。首先，建议在“校企合作”之外增加“局企合作”，提高教育机构与产业企业合作的统筹层次，在省一级建立制度化的由政府、企业行业代表和学校代表组成的职业教育发展委员会，并且使之实权化，将省级统筹的教育费附加的30%切块拨给这一机构，由之决定这一资金的使用和分配。

    美国马里兰州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案例：马里兰州的教育局与数百家本州商业和行业伙伴紧密合作，共同创立了“职业集群框架”（Career Cluster Framework，简称CCF）。职业集群框架根据核心商业功能制定职业途径。职业途径又指导教学计划的发展，从而为学生准备了全方位的就业机会。CTE项目采取积极主动的做法满足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由此使工商业领导成为教育的合作伙伴。

    我国已有一些地方例如广东顺德开始尝试“小管理，大服务”的职业教育治理机制改革，撤销职称科将行政职能归入其他科室，而将发展指导规划职能交给政企校三方共同参与组建的职业教育发展指导委员会。这种尝试，也许会撬动国内长期存在的职教发展在管理方、校方、市场的结合度，避免一次次的脱节和慢启动。

   固本增源 开启通道

    方言

    近几年来，中职招不到足额的学生，各地各类中职学校变着法子争抢生源，已经演变为一种“大战”。这个过程中，一些不正当的做法也已经让本来就渐渐失去吸引力的中职学校声名受损，教师疲于招生、校长疲于招生，而家长们疲于应付各路或者游说或者利诱的人等，部分中职学校更加举步维艰。而还有一部分中职，俨然已经成为另一种形式的“高考补习学校”。一些中职学校还在高考成绩公布后向全社会“报喜”，再次强化社会对于高考的唯一认同。

    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改变这种情况肯定要付出一段时间成本，既考验中职学校的生存智慧，更考验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发展思路。

    中职的发展，必须从这样的怪圈中跳出来，除了学校努力，更需要政府和职能部门有所作为。

    作为的空间是有的，一个是固本增源，用积极的职教发展政策纠正全社会的观念，在财政和政策上，公平乃至倾斜支持中职的发展，以此为中职学校继续吸收传统来源的生源；另一个就是开启通道，也就是国务院有关决议中的打通“中高职上升通道”，不以百分比来限制中职生升入高职，而尽量打通课程衔接的通道，让大部分中职生只要有意愿，就能够进入高职继续学习。这既解了中职招生燃眉之急，也为高职提供了有技能基础和从业意愿的稳定生源，更展示给初中生及其家长看到中职之后的高职保障，这无疑增加了中职的吸引力。

    中职是职教的起点基石，巩固和增厚这个基石，职教发展才不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